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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内蝉池红丝石抄手官砚:一段前世今生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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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内蝉池红丝石抄手官砚:一段前世今生的传奇故事

北宋内蝉池红丝石抄手官砚一砚为文房诸宝之首,如此高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砚的重要性,还因为砚有很长的使用年限,更久远的留存价值,在文房诸宝中寿命最高,足以完成诗书继世百代传家的重任。

因缘际会,笔者就得到了这样一块宝砚——北宋内蝉池红丝石抄手官砚。

宋朝是中国一个又荣耀又屈辱的朝代,像一面特殊的镜子,非常值得今天的人们去对照思考,察古鉴今,扬长避短,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利于每个人从历史中得到学问。

宋朝的荣耀,首先在于北宋文化的繁盛和科技的发展,其次在于南宋时期经济的发展,航海贸易的繁荣。南宋的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了整个世界的四分之一还多,甚至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南宋的纸币发行更是世界最早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流通货币。

中国历史上,对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来说,有一座高峰,就是唐宋时期。唐诗宋词是文学的巅峰,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是中国散文小说的鼻祖,而这个时期经济文化科技上的各种重大创新发明创造,更是不胜枚举。

文化艺术科技的发展,在宋朝达到了巅峰中的巅峰。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无论文化人才还是文化成果,北宋都可以和历史上任何时代媲美。

北宋的皇帝文质彬彬,诗词、书法、绘画无所不通,有的还是艺术大家;北宋的文人士大夫知识渊博,出口成章,著述丰富;北宋的百姓读书成风,举止有礼,全国书院建设蔚为大观,著名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唐宋八大家”里,北宋就占了六位,北宋的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明珠,北宋还开创了理学,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北宋五子”。

北宋是文人得宠的朝代,是文化人的天堂,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科技的发展,更是令人惊叹。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北宋中后期文化的大发展,其根本推动力在于建国之初赵匡胤定下的偃武修文基本国策。

在宋以前的唐末五代时期,军阀争霸,战乱频仍,斯文扫地。掌握军权的藩镇横行天下,人们普遍认为“文章礼乐”无益于时,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黄袍加身靠武力得到天下的北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避免重蹈五代时期王朝更迭频繁的覆辙,采用宰相赵普的策略,实行偃武修文,通过“杯酒释兵权”,推行更戍法和用文官取代武官治理国家等措施削弱武将权力。

接着,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大力推行文官制,并通过扩大科举规模吸收大量文人进入政府,文而优则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由读书人执政的朝代。

宋 、宋太宗的偃武修文措施被后来的继承者奉为不可更改的“祖宗之法”,宋真宗和宋佳宗都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宋神宗授权王安石实施变法,主要是针对经济和军事领域,对偃武修文国策并没有触及,到北宋晚期,朝廷的文官队伍空前庞大。

在个人文化修养方面,北宋皇帝人人都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宋真宗不懂军事,但在文学艺术方面造诣颇高,其书法成就有人认为比宋徽宗还要高。败国皇帝宋徽宗自幼酷好诗词书画,是一位诗词书画并精,山水、人物、花鸟兼善,在文学艺术领域无所不通的“皇帝艺术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皇帝的力体身行,北宋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文化领域全面发展,硕果累累。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北宋的文化繁荣,并非短时期就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百余年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大量的文化名人、大批的文化成果,都是在北宋中后期出现的。

自宋真宗与辽国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缔结“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之间百余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宋与西夏等国发生的战争都在边境局部地区,不足以动摇宋朝的稳定。从1004年到北宋末的一百多年间,北宋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政府和民间创办的教育机构遍及全国,各种出版物大量发行,文化科技知识从城市传播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朗朗读书声处处可闻,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大量文化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北宋中后期,一大批文化名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晏几道、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沈括、黄庭坚、蔡襄、米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张择端、李公麟等都是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有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他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文化至北宋已趋精深成熟,北宋文化人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可能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已处身于宋朝文化的高峰,甚至是中国文化的高峰。

这一时期规模如此巨大的文化名人“井喷”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的文化发展情形,让文房四宝的发展登峰造极,古砚的发展也从此达到了古砚制造史的高峰,从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古砚收藏所谓的“砚必唐宋”,是和整个社会的文化艺术科技发展分不开的,是有其特殊原因和巨大文化艺术科技成就所支撑的。笔者收藏的北宋内蝉池红丝石官砚,正是这一特殊时期文化艺术科技繁荣的实物见证。

砚必唐宋,说的是这个时期制造的古砚所体现出的气势和韵味,所表现出的设计制作工艺水平的空前绝后。

古砚的发展,首先和社会上整体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

古砚的诞生,从最初的原始研磨器,发展到后来的精美实用文房,再到实用摆设欣赏礼品殉葬礼器等功能的全面具备,就是整个社会上文化发展的缩影。因为丰富的文化学养越来越成为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必备素质,古砚的有了快速发展的动力,古砚的价值和种类也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唐朝科举制度全面推广,到宋朝科举制度的鼎盛发展,古砚石质砚种的发现和古砚砚式的创造,都在唐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古砚的这种发展和社会对文化的重视完全吻合,是其他朝代所不能相比的社会潮流和文化现象,拥有一块或者几块好的砚台,甚至成为文化精英阶层的一种时髦,聚会时明争暗斗,互相攀比,大书法家米芾竟然舍命从皇帝手里硬抢自己喜欢的砚台,可见他对砚台的偏爱到了疯狂的程度。

另外一个方面,砚的发展,和纸墨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相辅相成。

砚的功能是为了磨墨,磨墨是为了用笔沾之在纸或者其他物体上写画,砚台的发展自然是完全伴随墨和纸的发展,而恰恰墨和纸的制造发展在宋朝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古砚的制作水平也自然在宋代出现了革命性的根本转变,自然导致大量精美无比的各种样式各种砚种的古砚纷纷出现。

若论古砚的样式和砚种的增多丰富,古砚制作工艺的提高,宋代是当之无愧的顶峰绝唱。而北宋时期是北方砚种的最后辉煌,南宋时期则是南方砚种君临天下的开始。

古砚的收藏,北方砚种和南方砚种是两个被大多数收藏家忽视的概念,这就造成了古砚收藏的历史性割裂,人为地把砚的质地为衡量古砚收藏的第一要素,而忽略了古砚中更有魅力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化要素。如今有些古砚收藏家看似开始重提文化要素,目的也无非是炒作古砚上的铭刻,为制假贩假高价卖假的不法商贩摇旗呐喊,远离了古砚收藏的本意。

从砚台大规模出现到北宋为止,北方砚种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这是和当时政治文化中心一直不脱离中原不脱离北方的现实和谐统一的。最初的四大名砚,根本是没有端歙的地位。从有确凿文字记载来看,通过文人之口,排位是红丝石为第一,澄泥砚第二,洮河石第三,北方各种瓷砚石末砚和北方其他砚种如贺兰石砣矶石虢州石紧跟其后,南方砚种提到龙尾石的时候,也是排在凤咮石之后,前六的位置怎么也轮不到端歙上去。这就是至今为止,在北宋之前的图画文字记载和墓穴出土实物数量质量上,以端歙为首的南方砚种远远不能和北方砚种相媲美的缘故。

北宋以前,大规模的石砚作坊尚未出现,从记载来看,各地的文人都努力寻找当地适合磨墨的石头自己制作砚台,导致北宋以前的石砚制作样式繁多石种更是不胜枚举,整体制作水平参差不齐,精巧者胜过现当代最高水平,而鄙陋者不堪入目。北宋初期,文化风气和古砚制作还和唐五代差不多,但到了北宋中后期,经过近百年太平盛世的发展,文化艺术科技繁盛之极,古砚的制作水平优秀的石种得到了规范和统一,大型制作作坊开始出现,古砚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精力和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展开赘述,大家可以百度宋代以前古砚图片以及各种展览,尤其重点参看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出土砚的情况,稍微注意一点的就是,吕氏墓追回的那块唯一南方砚种的歙砚,笔者存疑,个人看不到代,似乎为当时的有关人士作为替代品交回,至于真品是何种砚石尚不知)

宋朝的屈辱,就是军事上的逐渐变弱,竟然被偏僻山野草原上的游牧国家辽金一再战败,后来,宋朝的靖康二帝,堂堂宋朝皇帝,却被金国军队攻入京师,掠走皇帝、妃嫔、朝臣,以及城中公私积蓄。举国受辱,堪称千古之耻。这当然也是北宋太祖以来重文抑武的必然后果,这种重文抑武的瘸腿政策,虽有效发展了国内经济,避免了国内军人再次黄袍加身夺走赵氏政权的后果,却被外族国家觊觎,最终吞下无法忍受的恶果。

恶劣的形势逼迫下,为了躲避辽金悍马铁骑的马蹄,宋朝不得不放弃都城东京汴梁,搬迁到了临安,于是,随着国家文化政治中心的南迁,中国古砚的发展,从此开始了南方砚种的统治时代,端歙趁机崛起,从此稳稳占据了中国四大名砚的一二把交椅,而把当初的第一红丝石砚,挤出前四的位置。

因为在异族肆虐之下,有能力逃亡的都是达官贵人,普通的砚工能南逃的很少,原先在汴梁集聚的古砚作坊,从此就衰落下去,以各种抄手砚为代表的北方砚种,逐渐让出了中国古砚中最为耀眼的位置,黯淡于端歙祁阳凤咮等石质细腻雕琢精美的南方砚种光环之下,至于后来明朝建都北京,质地冷硬下墨飞快的北方砚种趁势反扑,古朴大气的抄手官砚再次大放异彩,那已经是后话,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了。

笔者收藏的这块红丝石内蝉池抄手砚,正是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才敢断定为北宋官砚,而且是当时的代表性巅峰之作。大家从它的整体气度和制作水平上,就能很好的感悟到历史在一块古砚身上体现出的另类精彩。

下面,笔者就和大家一起欣赏分析一下这块难得的北宋内蝉池红丝石抄手古砚。

该抄手砚长20.5宽12.8高6.2,形体气势恢宏,双足上宽下窄,长宽高的比例基本为3比2比1,墙足厚达一厘米多

这种123的比例,在明代砚种很难见到,看上去非常匀称,壮硕不凡,极为壮观,有种高古青铜器的味道,典雅威武,只能用来拜祭观赏,用来磨墨似乎是种亵渎。

该砚雕工处处用心,非常精巧,整体线条挺拔,尤其内蝉池挖得古典雅致,威严庄重,凌厉内敛,令人惊叹。砚堂使用痕迹明显,露出点点的红黄斑点。此砚从细处可以看到黄红斑驳,又加上石质细腻丰腴,肥厚多脂,正是宋红丝石的精品石质。

因为砚整体的包浆极为醇厚,皮壳熟美,不忍打磨破坏,倘若狠心除掉包浆,必然灿烂夺目,红丝石砚再无疑问。石质优秀稀少,刻工明显是北方工,简洁大气,粗犷有力,风骨棱棱,威严中又处处见匠心和恭敬,必是北宋官砚上品无疑。

从北宋之后,北方砚种除了明代复古风潮之后,出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抄手砚之外,就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作品了。而品级很高的官砚和仿古抄手砚,又基本被端歙代替,因为种种原因,红丝石老坑在明清两代几乎没有开采,甚至已经根本找不到唐宋时候的红丝石坑口了,所以此红丝石内蝉池官砚定为明朝砚的说法,无论从石质做工还是石砚历史文化延续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是其他石质,比如和红丝石有点类似的虢州石,虢州石砚的制作自南宋之后,就已经没落,甚至比红丝石的没落还厉害,无论石材还是雕工,有这样的作品,更不可能,所以此砚断为北宋官砚,是毫无问题的。

北宋内蝉池红丝石官砚在朋友圈发图之后,被研友紫云主人看到,非常喜欢,微信问我能否转让。

笔者本人对于砚台的收藏,虽然痴迷,但却向来以友情为重,而且信奉过手即拥有的信念,加上家中缺米,犹豫再三,就以来价转让给紫云研友,算是给这块砚台找了一个好娘家,也避免了明珠暗投。

紫云研友收到砚台之后,非常喜欢,兴奋异常,和我针对砚台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之后,觉得我的观点他都赞同,就嘱我为这块砚台写篇文字。我向来对于朋友的要求不善于拒绝,加上也想给这嫁出去的心爱宝贝写点东西,就很爽快地答应了。答应之后,却又发愁起来。

因为琐事较多,文债一身,手头电视剧小说开的口子多,都需要每天写作一定数量才能糊口,再抽空写一篇砚台的文字,倘若写不好,反而坠了自己的名声,负了朋友的好意,加上紫云研友天天早上给我在微信里敬茶,让这篇文字成为我的一个心事,更加有些后悔不已。

我正在考虑怎么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紫云研友高兴地告诉我,为了确认这块砚台的石质,他甚至冒着损坏的危险,快寄给山东青州一个专门收藏研究红丝石古砚的研友,让他看实物判断确定石质。那名研友收到砚台上手之后,毫不犹豫地确定是古红丝石无疑,而且是最好的红丝石品,连连叹为观止,说这么大块没有任何瑕疵的红丝石抄手,是他所仅见,在目前中国整个红丝石砚的收藏中,也是难得一见的极品。

既然砚和石质都获得肯定,那么我的判断就再无问题,高兴之余,怎么写这篇文字,却又一直找不到好的感觉。昨天七夕,三五好友相聚,喝了几杯,聊得很开心。今早醒来,又加上网站传来好消息,我的一个长篇已经过审,可以签约发表,内心高兴之下,赶紧将此文一挥而就,算是了却一桩心事,可以跟紫云研友交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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