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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紫砂艺术与江南传统文化的完美融合|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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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紫砂艺术与江南传统文化的完美融合|深度访谈



访



暌违十年,作家徐风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包浆》,又回到了他最熟悉和擅长的紫砂题材。徐风说,他想通过紫砂壶来写中国人的器物观,写人和器物的关系,还想通过写紫砂,来写中国传统文化在江南落地的故事。如评论家所言,徐风的写作始终以人为中心,让我们看到地方文化的发展轨迹,明了它的源头和流向。




不同类型的写作大约都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写到某个“地方”,那是时间流淌的容器,也是故事发生的场域。只不过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文学的洗礼下,构建一个“邮票般大小的地方”之于写作的重要性被发现了。作家们由此纷纷创立起自己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我们熟知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等等,但那都是作家们虚拟的世界,是他们小说故事的出发地和根据地。相比而言,原初意义上的地方书写却是不多见的,徐风就是这样一位颇具典范性的作家,他多年来主要以非虚构写作切入书写宜兴和江南。因为多年来坚持写紫砂,从早年的“壶王三部曲”到后来的非虚构作品《布衣壶宗》《花非花》《做壶》,他被读者称为“最会写紫砂的中国作家”。


▲ 本周封面

郭天容 / 绘



虽然如此,徐风也并非咬定“紫砂”不放松。他前些年出版的《江南繁荒录》《忘记我》等非虚构作品,就溢出了紫砂题材。这些作品为他斩获了“中国好书”“徐迟报告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同样,自从写起了非虚构作品后,徐风就不怎么涉足小说写作了,但暌违十年,他于近期出版的长篇新作《包浆》,却又回到了他最熟悉和擅长的紫砂题材。小说以江南古蜀镇紫砂收藏世家葛家三代的传奇为主线,串联起自清末至今近一个世纪的江湖往事。僧帽壶、提梁壶、龅瓜壶、孟臣壶、双蝶壶……每一把壶背后都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故事。“河绕山转、街随山走”的古蜀镇上,官吏、讼师、僧人、商贾、郎中、手艺人、民女、窑户,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插其间,编织出江南百景的瑰丽图卷。




器物小说远远超过器物本身,

是时代的一种全新的象征


在近期于江苏宜兴蜀山古南街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评论家贾梦玮开宗明义肯定《包浆》是徐风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一部只有他能够完成的作品,“一个题材由谁来写至为关键,同样一个题材,由不同的人写,肯定有不同的水准。所以,一部文学作品给人的观感、呈现的气质,由它背后的作者来决定的。一位作者,必须多年沉浸创作,用心用情,锲而不舍,才能写出一部好作品。徐风既是紫砂文化学者,又是作家,在他眼里,紫砂是一种道具。”


作为《包浆》的第一批读者,贾梦玮认为,这部长篇在讲述紫砂的同时,呈现出多重维度,丰富的主题性值得做出更多阐释,“可以说,时间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包浆》的背后是时间;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成长小说,钦子厚们由桀骜不驯的青少年走到后来,成为温润如玉的翩翩君子,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可以说,感情也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小说写了师徒之情、父子之情、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他们因紫砂结缘,也由此衍生出非常动人的情节、细节。”


新作写紫砂,让人不由对照徐风早期的紫砂题材小说。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对比,评论家汪政从中读出了徐风在写作方面的变化,“徐风早期的作品着眼于宏大叙事,如今的作品从大开大合的外部写作回归了内心,这是一种醇厚、平静,也更加内敛,更为波澜不惊。”与此同时,在他看来,徐风也将自己的人生阅历注入了写作,与壶达成了相互成全,“徐风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调动所有的阅历,与紫砂共成长,用文学来养一把壶,反过来,一把壶又成全了徐风的写作。徐风写作的意义在于,给宜兴的紫砂不断地上包浆。”


以评论家张娟的理解,在现代文学里,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被忽视的,小说往往是以人物为中心,这种状况一直到新时期以来才有所改观,人们才愈加重视到器物对人的重要性,比如说阿城的《棋王》,其背后是中国儒释道的思想。“而徐风写紫砂,其实就是写物与人、紫砂与人的相互召唤。只有在一种更加和平、更为亲民的情境里,我们也有更多时间关注到内心的时候,这个‘物’才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因此,器物小说远远超过器物本身,是时代的一种全新的象征。”她表示。


新书分享会现场


让张娟深有触动的是,从《包浆》里可以看到人的成长,看到世态人心,看到时代的变化。“人跟壶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特别是那些古物,你每次跟它相遇的时候,它都是带着故事到来,在这个时空,与你再续一段前缘。”张娟表示,她在阅读徐风作品时,也发现他写作的成长性和地域性,“宜兴厚重的历史文脉,涵养了徐风的一种性情,让它成为回荡在其小说中的一种人性的光泽,这种光泽一直持续在他后来的写作中。他的一系列非虚构写作,都在为《包浆》作铺垫和注脚。”


换言之,徐风此前有关紫砂的写作,都为他写出《包浆》这部小说做了准备。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徐风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此后也陆续出版了一些作品。1995年,他的小说《这把壶》被改编成电视剧,他因此被调往宜兴电视台工作。在电视台工作的十年,他拍摄了很多人文类的纪录片,也屡获大奖。而徐风有意识地写宜兴,却可以说是从2004年才开始的。当时,他陪同来访的作家王蒙参观紫砂生产工厂,王蒙感慨道:“其实紫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你为什么不写紫砂呢,写紫砂,你有优势,我们肯定写不过你!”作为地道的宜兴人,徐风对紫砂的热爱本就是深入骨髓的,被王蒙一点拨,他突然找到了写作的方向,接下来十多年,便开始了紫砂文学的写作,先后创作了《尧臣壶传》《读壶记》《国壶》等作品,可以说是孜孜不倦地穿行在紫砂文学的纪实与虚构当中。


此次回归写小说,徐风虽然刚开始觉得有点生疏,却也十分过瘾。他说:“这一次写作《包浆》,是因为我突然不满足非虚构的田野调查、史料分析提供给我的能量了,对这些素材我有更多的想象,非虚构在这里遇到障碍了。我需要素材跟我一起重新起飞。”通过虚构,他也更便于展开想要表达的主题,“我想通过紫砂壶来写中国人的器物观,写人和器物的关系:人如何创造器物,又在器物上丢失了自己,最后在器物上找回自己;也想写人创造器,器又度人,人和器的相互成全。”




紫砂靠江南文化滋养,

反过来也滋养了人们的生活


如徐风所言,明代以来,江南文人的情趣和志向一多半留在了紫砂壶上。因为文人喜欢紫砂,文人参与紫砂创作,在紫砂壶上留下了他们的才情,也留下了他们的心绪和心灵密码。在文人介入之后,紫砂由喝水的器皿,慢慢变成了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艺术品,同时也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时间长了,它也有了一个名字叫“古玩”,紫砂收藏热渐渐兴起。


也因此,就像徐风说的那样,人只要走进紫砂这个场,他的才情、兴趣、人格、人品,他内心对器物的占有欲、收藏欲,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这也使得他在小说里构建紫砂江湖时驾轻就熟。不过,相比收藏家在乎的是紫砂的来路和出处、价值和潜力,作为作家的徐风,看中的则是留在器物上的人性和命运。他强调说,他不是写收藏小说,“而是托借器物写人的内心成长和蜕变,以及人性当中的美丽的光亮”。


“包浆”无疑是整部小说的题眼。徐风有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有的终其一生节衣缩食,非常低调,但走进他们家中,走进他们的收藏天地,人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些器物撑起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经常谈论器物的成色和包浆,定义也各不一样。在徐风看来,所谓“包浆”是一种年轮赋予的光亮,更是一种岁月沉淀的境界,“它是一种过日子的诚意,也是对朋友、对一种信念的坚守,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回馈,是人的灵性的幽光,是灵魂的倒影。”


这在小说主人公钦子厚身上有突出体现。钦子厚从一个边缘的、无所事事的、身体不好且厌世的人,在解读祖辈留下的传奇紫砂老壶的过程当中,慢慢回到人间烟火中,有了一种社会责任,祖辈留下的壶成了他的精神导师。钦子厚和几代紫砂艺人、民族资本家前赴后继的坚守,寄托了徐风对当代紫砂传承的期望。故事最后,钦子厚把一百多把传世名壶都捐给了国家。


徐风相信这个虚构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我们现在去宜兴陶瓷博物馆,默默待在橱窗里面的老壶,都散发着历史的幽光和人性的光亮,没有这种传承,我们就没有可能回望历史,如果不回望历史,怎么能看清未来的道路呢?所以我写了这部《包浆》,器物上先辈的精神给予了后辈力量。一把壶是一个生命的见证者、抚慰者、成全者,所以,岁月的悲辛冷暖,留在壶上,便是包浆。”


当然,徐风能在小说里写出岁月的“包浆”,首先是因为他熟悉笔下的生活,书中人物的生活有着他自己家族的影子,“根据我父亲的讲述,我的奶奶小时候家里有窑场,她是窑老板的女儿。但她爱读书,15岁前就读完了《红楼梦》,后来嫁给了一个有田产的教书先生,也就是我的爷爷。我奶奶身上有金石气,她从小就在紫砂作坊间行走。我写了很多年紫砂之后,我父亲才跟我讲,我奶奶就是一个烧陶器窑老板的女儿,她身上有陶器的铿锵之气。”


进而言之,徐风能写出紫砂壶背后的人性世界,更少不了有江南文化背景的托举,比如江南的手艺史、生活史、审美史、习俗史等等。在徐风看来,紫砂本身就是江南文化家族里的一个分支,紫砂壶靠文化来滋养,反过来它也滋养了人们的生活,“俗世的江南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从家具、紫砂壶、楼宇、房屋,等等,哪怕小到一把折扇、一个挂坠,都是一体的。解读它们就可以看到江南民间日常生活的肌理。”


徐风部分作品书影


从这个意义上,用徐风自己的话说,他写紫砂也好,写器物也好,总体上还是写中国传统文化在江南落地的故事,“缩小点讲,它也是一个江南文化的故事。”以徐风的理解,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化。道家帮助这里的人们解决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道是一种水稻的文明,它教导人们什么地方可能建立街道,临水而居,什么地方可以规划种植水稻。儒家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问题,释家解决了对待内心生死苦的问题,“在小说当中我强调了这三者之间的和谐相处,不单单是写一个器物,器物在这样一块地方生长,它需要有文化的支撑,这个支撑我觉得就是儒释道。”


而宜兴是“中国陶都”,丁蜀镇则是“陶都之都”、中国千年紫砂产地,也是徐风的家乡。古南街东依蜀山,西临蠡河,“河绕山转、街随山走”,《包浆》的故事就从丁蜀镇古南街的一家“聊壶茶坊”展开。徐风坦言,虽然小说中的古南街与现实中的古南街在地形地貌上有共同之处,却也有着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集中了江南小镇的特点,他给众多人物安排了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实际上也是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生命体验的道场,“儒释道在古南街水乳交融,这是江南文化的一个缩影。”


由此可见,徐风写这么多和紫砂有关的作品,其实一直都是通过紫砂书写着陶都宜兴的地气,也书写着江南文化。“博大精深的江南文化,千百年来,其脉浩大,其果硕硕;行至当下,水远山长。但是,它的脉象与品质,时被精神雾霾侵蚀,其间多少歧义,多少蜕变,多少新生,多少希冀,时下的人们,或许应当扪心自问。”如评论家何平所言,徐风的写作始终以人为中心,让我们看到地方文化的发展轨迹,明了它的源头和流向,“也因为此,像徐风这样的作家在宜兴这样一个地方的出现,对于地方文化叙事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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