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公园的金鱼，都来自“金鱼徐”

“天棚鱼缸石榴树”，这是老北京人四合院中的“标配”。鱼缸，就是养金鱼的。养金鱼，一是为观赏，一是为吉庆。不是常说“吉庆有鱼（余）”么！

（清）虚谷《紫藤金鱼图轴》

为“金鱼”正名

金鱼起源于我国，现在世界各国的金鱼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引进的。我国从南宋时代就开始了对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它起源于野生的“赤鳞鱼”，鱼纲，鲫科，是由鲫鱼演化而成的观赏鱼。它的正名是“金鲫鱼”。苏东坡《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诗中，有“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馀”之句，就是说，苏东坡在杭州当地方官的时候，杭州已经饲养有金鲫鱼了，那是北宋熙宁初年的事情，公元1071年到1074年。而杜工部的诗句“沿桥待金鲫，竟日为迟留”，则把我国蓄养金鱼的历史，又向前推了二三百年。

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金鱼有银白玳瑁色者……今钱塘门外多蓄养之，入城货卖，名鱼儿活。”这段话说，南宋时，杭州城西门之外已有养殖金鱼的专业户，并已形成商业规模了，而且金鱼的品种也已相当丰富，颜色不仅有红色，还有银白色和玳瑁色。这里的“鱼儿活”，当是小贩卖金鱼时吆喝声。

“金鱼”之名，当由“金鲫鱼”简化而来，而最初的名字，是“红鲫”、“朱鲫”。《聊斋志异》中，就有一个让笨仆人送朱鲫的故事：笨仆人到地方后把活朱鲫送弄死了呈了上去。他不知道，主人送朱鲫给朋友，是让朋友养着观赏的。

金鱼可分为草、文、龙、蛋四大类，品种达二百多个，国内现存有140个左右。草金鱼就是红鲫鱼，最普通，价格也低廉。文种鱼体型短小，有背鳍，各鳍都比较长，尾鳍双叶，因俯视有如“文”字故名。没有背鳍的是蛋种鱼，体型短小，圆如鸡卵。龙种的特征是眼球突出，各鳍发达。龙种鱼的种类较多。

宋代、金代、元代、明代，宫廷里都养有金鱼。一些高官显宦也有在家中喂养的。

明代，北京外城已有成规模的金鱼养殖地，在今天的天桥以东、天坛以北，清代已有地名为“金鱼池”。这里曾是永定河古河道，由于地势低洼，辽金时形成许多小湖泊，湖畔居民以养鱼为业。明以后，这里成为北京城乃至全中国的金鱼出产地和集散地。《燕都游览志》中说：“鱼藻池在崇文门外，俗呼曰金鱼池。蓄养朱鱼，以供市易。”

《燕都游览志》和《帝京景物略》都把天坛以北的金鱼池说成是金中都的鱼藻池——此说有误。金中都的鱼藻池应在今广安门、白纸坊一带。

清代的《顺天府志》中说：（金鱼池）“池广数十亩，分百余池地”。据民国时期的报纸报道，这些鱼池大大小小有六七十个，且深浅不一，深的能没人，浅的也深过一米。金鱼池所养的鱼分为食用鱼、红鲫鱼、金鱼三种。食用鱼多是产于他处的鲤鱼、草鱼、鲫鱼等，转养于此以待上市出售的。红鲫鱼，即城中挑担子叫卖的“小金鱼儿”，价格低廉，普通市民乐于购买几条养着玩儿。而上档次的名贵品种，像望天儿、绣球、五花龙睛等等，价格不菲。民国时期，一尾龙睛鱼最贵的可卖到六七块银元，幼鱼也要四五角。而且，名贵的金鱼饲养起来也不容易，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旧北京的官宦人家，常雇有专门的鱼把式来伺候金鱼。

清代的“养鱼经”

在清代学者姚元之（1776—1852）的《竹叶亭杂记》中，抄录着近四千字的《养鱼之法》。这四千字来自一位对养金鱼颇有研究的武官，他名叫宝奎，字五峰，号文垣，官拜负责统领銮仪卫或旗手卫的冠军使。

宝奎对金鱼习性的观察可谓非常细致，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对如何分辨鱼的雌雄有几种说法。宝奎写道，那些说法“皆不足凭之论”。他说：“其雄雌动作气质究有阴阳之分（可以从好动与否来分辨）；近尾下腹大而垂者为雌，小而收者为雄；（体型）粗者为雌，细者为雄。”能让鱼长时间存活已属不易，能让鱼繁殖则更不易。宝奎写道，谷雨前后，一见雌雄相互追逐，就是要产卵了，要赶快“将闸草缚小石坠于缸内”；待雌鱼将卵粘在草上，“亟取出纳别水缸内”，否则会被雄鱼吃掉。鱼卵七八天后“便能生动，如蚂蚁蝇蛆之状，生长最速”。对于养鱼所用之水，宝奎写道：“养鱼先要讲究水之活，鱼得长生矣”；“养鱼之水断不可用甜水。近河则用河水，不然用苦涩井水……新泉水尤佳。”“凡换水，必先备水一缸晒之，晒两三日乃可入鱼。”“鱼最忌新冷水也。水频换，则鱼褪色”。

对于喂鱼之法，宝奎写道：“鱼喂虫必须清早，至玩令其食尽。如有未尽者及缸底死虫，晚间打净。夜间水静（净）则鱼安，不然亦致鱼死之道。”

宝奎的《养鱼之法》里还有如何度夏越冬，乃至鱼病了如何治疗调理等等，都有一套细致、完整的办法。对于一个二百年前的武将来说，能得出这些经验很是难得。

清端康太妃延禧宫观鱼

“不谦虚”的刘先生

说到养金鱼的人，家住北京西城福绥境的刘景春先生不能不提到。

刘景春先生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教了一辈子书，也养了一辈子金鱼。笔者上大学时，刘先生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毕业之前，我们几个同学去他府上串门，一进院便被十几大盆金鱼惊住了，脱口赞道：“跟中山公园的金鱼似的。”刘先生听了，静静地说道：“中山公园的金鱼没有我养的好。”我当时心中暗想：这位老先生真不谦虚。

1998年，我去采访在农展馆举行的金鱼评比，跟几个养金鱼的人提起了刘先生。想不到养金鱼的“把式”们都知道，而且心悦诚服地称赞道：“刘先生的金鱼养得好！”我这才知道刘景春先生那句话的“含金量”。

1999年，我专程去采访刘先生。一进门，只见当初养金鱼的大盆全都底朝天地扣在院子里。听了我的来意，刘先生叹息道：“今年八十有五，实在伺候不动了，打去年春天就扣了盆儿。”

刘先生是老北大的毕业生，一直以教书为业，业余，便养金鱼。 新中国一成立，刘先生就把金鱼都送人了。让刘先生痛下决心的原因是，他预料今后该没地方捞鱼虫去了。刘先生大学学的专业是世界史，他知道意大利、德国统一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搞环境卫生，是坑就填、是沟就平。他想：新中国大概也不例外。要是坑都没有了，去哪儿捞鱼虫儿？结果，解放四五年过去了，北京城周围的坑、沟大都还原样留着，鱼虫更好捞了。于是刘先生把大瓦盆、大木海又支了起来，这一养，就养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小心伺候“红虎头”

刘先生养金鱼，能自己繁殖、自己选育。最让刘先生引为自豪的，是刘先生繁育的红虎头。红虎头浑身通红，额头上突起一堆见棱露角的肉，堆肉上面还有凹陷窄细之纹，仔细去看，隐约是个“王”字。这种金鱼风行全中国甚至国外。欧洲人称之为狮子头，日本人谓之“兰俦”。解放前，东四钱粮胡同王先生家，养着十几盆红虎头，都是五六年以上的大鱼。刘先生从他那淘换到一尾小虎头，精心养大之后，发现是尾雌鱼。刘先生为这尾雌尾头找了两位“郎君”——东兴楼饭庄安经理养的两尾雄虎头。雌雄交尾后，在一束水草上产了卵。刘先生小心伺候，从孵化出的幼鱼中，筛选出数十尾成样的小虎头。这在当时成了件新闻，外地慕名来求种鱼者络绎不绝。红虎头从此由北京传到了外地。可以说，如今全国各地的红虎头，大多是从刘先生当年那一把水草上的鱼籽中繁衍出来的。

刘先生培育的最出色的鱼，是额头红。额头红是由红虎头蜕变而成：将周身的红色褪去之后变成了银白色，单单留下额头堆肉的隆起部分为深红色，色彩对比鲜明，被誉为金鱼中的尤物。由于不易繁殖选育，故而价格昂贵，养者寥寥。而刘先生却养着几十尾额头红，每尾一斤多二斤来重，要哪儿有哪儿，挑不出毛病来!

刘先生说，养鱼可不是个轻省活儿。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得起床，把鱼缸里漂在水面儿上的脏东西撇出去，然后喂上鱼虫儿，这再去给学生们上课。晚上回来，得给鱼盆换水，把缸里的脏东西吸出去，添加上新水。十几盆鱼拾掇完了，常常就是晚上十点了。夏天太阳毒，得给鱼盆遮上帘子；冬天上冻之前，得换上净水，把鱼盆挪到屋里去，掌握好温度，让鱼冬眠……这些环节，哪个也马虎不得、偷懒不得，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能让一盆鱼毁于一旦。

看刘先生的金鱼养得好，少不了有人张嘴要。对这类客人，无论远近，刘先生都会不客气地说：“您甭要，要了您也养不活！”

毕竟年岁不饶人，真是伺候不动了，刘先生这才一狠心，把鱼都捐给了公园。

养鱼的世家代代传

北京的公园养金鱼历史最久、养的最多的，当属中山公园。最早在中山公园担任“鱼把式”的，是出身于金鱼池养金鱼世家的徐国庆（1900—1976）、徐金生（1927—2002）。

自清乾隆十年开始，徐家就有人在宫里为皇家养金鱼，人称“金鱼徐”。“金鱼徐”第七代传人徐文蔚，清代垮台后回到金鱼池，从宫中带出不少珍稀鱼种。民国时将社稷坛辟为中央公园（后改名为中山公园），园中设有金鱼苑。“金鱼徐”第八代传人徐国庆、第九代传人徐金生，便被聘为公园的“鱼把式”，饲养金鱼、培育金鱼新品种。解放以后，徐金生将一些祖传的名贵金鱼品种捐赠给了中山公园。

1954年，徐金生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委派，护送一百尾珍品金鱼前往印度，作为“国礼”庆贺印度总理尼赫鲁的65岁生日。第十代传人徐建民，2004年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创办了“北京的士金鱼场”，发展金鱼养殖业，生产了几十万尾金鱼，远销到世界各地。（据张双林《“金鱼徐”与宫廷金鱼饲养》）